眾神的花園專輯19 留住一船星輝
當時還在師大唸書的蔣曉雲回答，她因半工半讀緣故，寫作時間比較少。駱學良說，王惕老聽了後很感動，馬上請他想個辦法，「幫幫年輕人，不要讓他們生活壓力太大，好好寫點東西」……民國六十五年(西元一九七六年)，聯合報副刊在駱學良(馬各)主編時期，短短一年中，開辦了兩項重要計畫；一是聯合報文學獎的前身「聯合報小說獎」，該獎項推出後，立即受到文壇和大專校園重視，挖掘了不少頭角崢嶸的新人，使文學的園地更見繁花綻放。
第二項計畫較不為外界所知，即是年起，聯合報為了使一些具潛力的年輕作家，不要因為生計壓力，使得創作時有後顧之憂，便以聯合報「特約撰述」的名義，每月固定提供五千元補助，支持這些文壇新銳專心寫作。
這件官、民營機構無前例，至今也幾為絕響的新人植根計畫，持續到民國七十年左右。雖然開辦之初，聯副曾遭部分副刊「圍剿」，認為是在「壟斷」作家，但日久見人心，無論是從該計畫的開辦立意及實際執行過程檢驗，主事者毫無私心、目的在協助年輕作家專心筆耕的用意，至今仍被當初的受惠者所肯定；而當時聯副所支持的年輕作家，今日多成為了文壇中堅，縱使「換跑道」轉入電影或出版等行業，也仍是在與文字創作相關的藝文領域中，成為燦爛的明星。
這廿年來，台灣的文學創作與發展環境，隨著社會、經濟、政治形態的遞變，同樣的土壤，結構與質分已不相同。不少文壇人士認為，在商業導向的市場機制下，文學的前景更形艱困，新人得面臨更大的挑戰；他們呼籲國家機器應多參與、支持文化及文學的投資，讓藝文工作者前行的道路不致踽踽顛簸。計畫緣起聯副資助青年作家計畫，成因頗偶然。目前已退休的駱學良回憶，民國六十五年某日，聯合報創辦人王惕吾先生與他和當時漸露頭角的小說家蔣曉雲在中山北路一家館子便餐。席間，王惕吾詢問蔣曉雲的寫作和生活情形，當時還在師大唸書的蔣曉雲回答，她因半工半讀緣故，寫作時間比較少。
駱學良說，王惕老聽了後很感動，馬上請他想個辦法，「幫幫年輕人，不要讓他們生活壓力太大，好好寫點東西」。後來他就提了一項計畫，挑選一些優秀的青年作家，包括蔣曉雲、小野、吳念真、李昂、李赫、蔣家語、蕭颯、丁亞民、朱天文、朱天心等十人，以聯合報「特約撰述」的名義，每月「給薪」新台幣五千元。
這些聯合報的「無形同仁」並不需到聯合報上班，只是與聯副簽約，每個月至少得有一篇創作，新作完成後，先提供給聯副，若經採用，聯副支以最高稿酬，倘聯副覺得稿子性質不適合在聯副刊登，作家可再交給別的媒體發表。駱學良表示，這項計畫與其說是「補助」，不如說是在「督促」年輕的朋友多創作，這與聯合報系目前和新聞系所建教合作的情形很類似，目的是希望「學生們」能夠心無旁騖、沒有後顧之憂的，專心在自己的「專業科目」上。
他說，這項獎助計畫推出後，他曾被副刊編輯聯誼會群起攻擊，認為聯副在「壟斷」文稿。但他說，這計畫實際上只是在盡些力，希望幫助青年作家寫些好作品；他說，他本人喜歡和年輕人在一起，因為和年輕人講起話來可以直來直往，不必東揣摩西猜測的，青年作家也不像一些老作家難伺候，所以當時小野、吳念真等人常到他家，大夥聊天、喝酒到三更半夜，至今私交仍不錯。現任聯合報副總編輯兼副刊主任 弦，後來繼續了這項計畫。他說，駱學良主編聯副的時間雖然短，建樹卻頗多，而聯合報創辦人王惕老更是了不起這項計畫本來是官方應該做的，絕非媒體應做的，但是王惕老喜歡青年，而且惜才、愛才，所以才以這個報社「體制外」的方式資助作家。 弦表示，五千元的補助，若以當時物價指數來說，不算少，但更重要的是其中的精神意義大於物質意義。他說，讓年輕的作家知道有人重視他們，希望他們能為這社會好好寫點東西，這就是該計畫的唯一目的。大樹與曇花民國六十六年以〈封殺〉獲得第二屆聯合報小說獎第一名的小野，提起往事，感觸頗多。他說，駱學良是一個熱愛文學的人，總認為若是報社能給年輕作家穩定的薪水，就能「穩住」年輕人不要四處兼差，而這計畫就實際的報酬來說，五千元固定的資助，加上稿費，一個月約可有一萬元的收入，算是相當豐厚，當時他在陽明醫學院的薪水，一個月也不過四千多元。小野表示，他當時剛踏入社會，對於未來何去何從仍很徬徨，而聯副的這項計畫卻穩住了一些人繼續從事創作。這計畫除了使大家交了許多好朋友，也因為有這種鼓勵，使大家覺得文學是件神聖的事；否則，就他自己來說，他很可能走入本行，進入科學的領域。
他說，當年聯副以清楚的模式和預算來做這事，完全是基於培養人才的因素，看不到一定的回饋，卻把這一代穩住了；後來即使當初的那一批人未必繼續寫小說，卻仍流入與文字創作相關的行業，無論是把文學融入電影劇本中，或是走入出版界，都還是在藝文的領域。
小野有些感慨的說，與昔日相比，今天雖然整體經濟環境改善許多，但這一代的寫作環境並沒有他們從前好；在工商社會中，市場的需求定是高度庸俗化，年輕的創作者面對客觀環境的競爭，所需承受的挑戰更大。他表示，一個文化機構所應做的是提升文化水平，而這方面，聯副的心意是到了。
當年以〈喬太守新記〉得到聯合報小說獎首獎的朱天文，和在北一女就讀時即以〈擊壤歌〉成名文壇的妹妹朱天心，當時是姐妹兩人合領一份五千元資助。
朱天文說，當時她在淡江念大二，朱天心則剛從高中畢業、考進台大，她們自覺恐無法達到一個月寫一篇的要求，所以兩人合領一份，並且輪流向聯副交稿。她說，由於她和朱天心當時仍在學，經濟來源主要來自家裡，所以未特別感到這份經費的需求，但這筆錢對生活情況不是很好的吳念真來說，可能就有頗大幫助。她認為，創作一事，恐無法量化，聯副這項計畫，對於當時還年輕的她們，「稿壓」頗大。
目前在出版界有一片天空的李赫則自謙是所有被支助者中「才華最低」的。他表示，聯副支持青年作家的計畫立意很好，但未必能立竿見影，因為有的創作者是早慧型，有的人則是晚熟；而就寫小說一事來說，年輕時因生活閱歷有限，選擇題材是被動的，必須等到寫到一定程度後，才能主動選擇題材。
他說，小說的題材正如房子的地基，基礎奠定穩固與否，將會影響全篇小說的成敗；因此，若要用數據化的觀點去檢討聯副這項計畫的成效，很難得出準確的結論，尤其是文化事業，更不能以量化方式檢討，因為創作者分成兩種，有人是一開始即花艷枝麗，卻是曇花一現，有些則是久久才結果的大樹，雖需經較長期的孕育，收成時卻繁花纍果、滿庭生香。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聯合報當年這項支持年輕作家的計畫，在當時，無論是於傳播媒體或文化事業中，算是「開創先例」；廿年下來，各類型傳媒與文化事業雨後春筍般設立，卻「後無來者」，幾無同類型長期支助年輕作家的計畫。
目前對文學界有關的獎助計畫，有行政院文建會補助作家第一本文學結集出版的贊助計畫，作家過去未曾結集的文學作品，若通過審核，即可補助出版；另文建會也有一贊助研究生研究現代文學的計畫，若研究生以現代文學為碩士、博士論文，可以申請補助。
此外，以國家預算撥助成立的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於民國八十五年一月成立，在其八十六年度第一期補助案中，共通過了一百卅三個申請案，其中文學類有九件，個人獲得補助的有五件，最高金額為廿四萬元。
然因基金會的預算有限，申請補助的各類型藝文團體及個人又非常多，僧多粥少的情況下，文學界通過審核獲得補助者更是有限，總計文學類共有四十二件申請案，最後獲補助者僅兩成，補助金額是原申請總金額的百分之八；這個結果，讓藝文界頗感失望。
評論家李瑞騰認為，只要是能提供文學良性發展，任何補助辦法他都贊成。他認為，文學與藝術創作基本上是在做社會工作，應由社會來負擔成本，尤其是嚴肅的創作，藝文人士更無法負擔市場競爭下的成本，這就應由政府、企業或文化機構提供相對的獎勵。
他表示，資助作家，對新人而言，意義如同設立文學獎一樣，是提供一個獎勵性質的誘因，能鼓勵新人繼續創作。他認為，以今天台灣的文學發展形勢，更需要的是讓作家有一個能與其他國家文學界交流的機會，如同美國愛荷華大學安格爾(Paul Engle)和聶華苓主持的愛荷華寫作工作坊一樣，我方可提供他國作家來回機票、食宿和一個討論文學的環境，讓本地作家藉此機會腦力激盪，開闊視野，使台灣成為華人世界文學中心。李瑞騰認為對文學一向支持的聯合報系，適合擔此重任。
李赫則認為，目前的文化建設只重硬體建設，支持對象又只重可以看得出績效的表演團體，對於文學，卻是相當輕忽，更沒有一套培養文學人才的計畫。他說，政府應成立國家出版社大力出版文學作品，並且透過教育體制，讓作家去各地的小學講演，如此方能扎扎實實使文學在基層扎根。
回顧廿年來文學發展歷程，每一代的作家在起步時，都面臨了不同的外在環境挑戰，個人境遇有逆有順，而在追索文學繆思的過程中，若能有文友砥礪、支持，自可稍減無依；聯合報在曾經的年代中，力圖成為青年作家的文友，其結果則是為文學界留下了一船星輝，並在台灣文學發展過程中，留下一段珍貴的歷史屐痕。
【1996-12-16/聯合報/37版/聯合副刊】
當時還在師大唸書的蔣曉雲回答，她因半工半讀緣故，寫作時間比較少。駱學良說，王惕老聽了後很感動，馬上請他想個辦法，「幫幫年輕人，不要讓他們生活壓力太大，好好寫點東西」……民國六十五年(西元一九七六年)，聯合報副刊在駱學良(馬各)主編時期，短短一年中，開辦了兩項重要計畫；一是聯合報文學獎的前身「聯合報小說獎」，該獎項推出後，立即受到文壇和大專校園重視，挖掘了不少頭角崢嶸的新人，使文學的園地更見繁花綻放。
第二項計畫較不為外界所知，即是年起，聯合報為了使一些具潛力的年輕作家，不要因為生計壓力，使得創作時有後顧之憂，便以聯合報「特約撰述」的名義，每月固定提供五千元補助，支持這些文壇新銳專心寫作。
這件官、民營機構無前例，至今也幾為絕響的新人植根計畫，持續到民國七十年左右。雖然開辦之初，聯副曾遭部分副刊「圍剿」，認為是在「壟斷」作家，但日久見人心，無論是從該計畫的開辦立意及實際執行過程檢驗，主事者毫無私心、目的在協助年輕作家專心筆耕的用意，至今仍被當初的受惠者所肯定；而當時聯副所支持的年輕作家，今日多成為了文壇中堅，縱使「換跑道」轉入電影或出版等行業，也仍是在與文字創作相關的藝文領域中，成為燦爛的明星。
這廿年來，台灣的文學創作與發展環境，隨著社會、經濟、政治形態的遞變，同樣的土壤，結構與質分已不相同。不少文壇人士認為，在商業導向的市場機制下，文學的前景更形艱困，新人得面臨更大的挑戰；他們呼籲國家機器應多參與、支持文化及文學的投資，讓藝文工作者前行的道路不致踽踽顛簸。計畫緣起聯副資助青年作家計畫，成因頗偶然。目前已退休的駱學良回憶，民國六十五年某日，聯合報創辦人王惕吾先生與他和當時漸露頭角的小說家蔣曉雲在中山北路一家館子便餐。席間，王惕吾詢問蔣曉雲的寫作和生活情形，當時還在師大唸書的蔣曉雲回答，她因半工半讀緣故，寫作時間比較少。
駱學良說，王惕老聽了後很感動，馬上請他想個辦法，「幫幫年輕人，不要讓他們生活壓力太大，好好寫點東西」。後來他就提了一項計畫，挑選一些優秀的青年作家，包括蔣曉雲、小野、吳念真、李昂、李赫、蔣家語、蕭颯、丁亞民、朱天文、朱天心等十人，以聯合報「特約撰述」的名義，每月「給薪」新台幣五千元。
這些聯合報的「無形同仁」並不需到聯合報上班，只是與聯副簽約，每個月至少得有一篇創作，新作完成後，先提供給聯副，若經採用，聯副支以最高稿酬，倘聯副覺得稿子性質不適合在聯副刊登，作家可再交給別的媒體發表。駱學良表示，這項計畫與其說是「補助」，不如說是在「督促」年輕的朋友多創作，這與聯合報系目前和新聞系所建教合作的情形很類似，目的是希望「學生們」能夠心無旁騖、沒有後顧之憂的，專心在自己的「專業科目」上。
他說，這項獎助計畫推出後，他曾被副刊編輯聯誼會群起攻擊，認為聯副在「壟斷」文稿。但他說，這計畫實際上只是在盡些力，希望幫助青年作家寫些好作品；他說，他本人喜歡和年輕人在一起，因為和年輕人講起話來可以直來直往，不必東揣摩西猜測的，青年作家也不像一些老作家難伺候，所以當時小野、吳念真等人常到他家，大夥聊天、喝酒到三更半夜，至今私交仍不錯。現任聯合報副總編輯兼副刊主任 弦，後來繼續了這項計畫。他說，駱學良主編聯副的時間雖然短，建樹卻頗多，而聯合報創辦人王惕老更是了不起這項計畫本來是官方應該做的，絕非媒體應做的，但是王惕老喜歡青年，而且惜才、愛才，所以才以這個報社「體制外」的方式資助作家。 弦表示，五千元的補助，若以當時物價指數來說，不算少，但更重要的是其中的精神意義大於物質意義。他說，讓年輕的作家知道有人重視他們，希望他們能為這社會好好寫點東西，這就是該計畫的唯一目的。大樹與曇花民國六十六年以〈封殺〉獲得第二屆聯合報小說獎第一名的小野，提起往事，感觸頗多。他說，駱學良是一個熱愛文學的人，總認為若是報社能給年輕作家穩定的薪水，就能「穩住」年輕人不要四處兼差，而這計畫就實際的報酬來說，五千元固定的資助，加上稿費，一個月約可有一萬元的收入，算是相當豐厚，當時他在陽明醫學院的薪水，一個月也不過四千多元。小野表示，他當時剛踏入社會，對於未來何去何從仍很徬徨，而聯副的這項計畫卻穩住了一些人繼續從事創作。這計畫除了使大家交了許多好朋友，也因為有這種鼓勵，使大家覺得文學是件神聖的事；否則，就他自己來說，他很可能走入本行，進入科學的領域。
他說，當年聯副以清楚的模式和預算來做這事，完全是基於培養人才的因素，看不到一定的回饋，卻把這一代穩住了；後來即使當初的那一批人未必繼續寫小說，卻仍流入與文字創作相關的行業，無論是把文學融入電影劇本中，或是走入出版界，都還是在藝文的領域。
小野有些感慨的說，與昔日相比，今天雖然整體經濟環境改善許多，但這一代的寫作環境並沒有他們從前好；在工商社會中，市場的需求定是高度庸俗化，年輕的創作者面對客觀環境的競爭，所需承受的挑戰更大。他表示，一個文化機構所應做的是提升文化水平，而這方面，聯副的心意是到了。
當年以〈喬太守新記〉得到聯合報小說獎首獎的朱天文，和在北一女就讀時即以〈擊壤歌〉成名文壇的妹妹朱天心，當時是姐妹兩人合領一份五千元資助。
朱天文說，當時她在淡江念大二，朱天心則剛從高中畢業、考進台大，她們自覺恐無法達到一個月寫一篇的要求，所以兩人合領一份，並且輪流向聯副交稿。她說，由於她和朱天心當時仍在學，經濟來源主要來自家裡，所以未特別感到這份經費的需求，但這筆錢對生活情況不是很好的吳念真來說，可能就有頗大幫助。她認為，創作一事，恐無法量化，聯副這項計畫，對於當時還年輕的她們，「稿壓」頗大。
目前在出版界有一片天空的李赫則自謙是所有被支助者中「才華最低」的。他表示，聯副支持青年作家的計畫立意很好，但未必能立竿見影，因為有的創作者是早慧型，有的人則是晚熟；而就寫小說一事來說，年輕時因生活閱歷有限，選擇題材是被動的，必須等到寫到一定程度後，才能主動選擇題材。
他說，小說的題材正如房子的地基，基礎奠定穩固與否，將會影響全篇小說的成敗；因此，若要用數據化的觀點去檢討聯副這項計畫的成效，很難得出準確的結論，尤其是文化事業，更不能以量化方式檢討，因為創作者分成兩種，有人是一開始即花艷枝麗，卻是曇花一現，有些則是久久才結果的大樹，雖需經較長期的孕育，收成時卻繁花纍果、滿庭生香。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聯合報當年這項支持年輕作家的計畫，在當時，無論是於傳播媒體或文化事業中，算是「開創先例」；廿年下來，各類型傳媒與文化事業雨後春筍般設立，卻「後無來者」，幾無同類型長期支助年輕作家的計畫。
目前對文學界有關的獎助計畫，有行政院文建會補助作家第一本文學結集出版的贊助計畫，作家過去未曾結集的文學作品，若通過審核，即可補助出版；另文建會也有一贊助研究生研究現代文學的計畫，若研究生以現代文學為碩士、博士論文，可以申請補助。
此外，以國家預算撥助成立的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於民國八十五年一月成立，在其八十六年度第一期補助案中，共通過了一百卅三個申請案，其中文學類有九件，個人獲得補助的有五件，最高金額為廿四萬元。
然因基金會的預算有限，申請補助的各類型藝文團體及個人又非常多，僧多粥少的情況下，文學界通過審核獲得補助者更是有限，總計文學類共有四十二件申請案，最後獲補助者僅兩成，補助金額是原申請總金額的百分之八；這個結果，讓藝文界頗感失望。
評論家李瑞騰認為，只要是能提供文學良性發展，任何補助辦法他都贊成。他認為，文學與藝術創作基本上是在做社會工作，應由社會來負擔成本，尤其是嚴肅的創作，藝文人士更無法負擔市場競爭下的成本，這就應由政府、企業或文化機構提供相對的獎勵。
他表示，資助作家，對新人而言，意義如同設立文學獎一樣，是提供一個獎勵性質的誘因，能鼓勵新人繼續創作。他認為，以今天台灣的文學發展形勢，更需要的是讓作家有一個能與其他國家文學界交流的機會，如同美國愛荷華大學安格爾(Paul Engle)和聶華苓主持的愛荷華寫作工作坊一樣，我方可提供他國作家來回機票、食宿和一個討論文學的環境，讓本地作家藉此機會腦力激盪，開闊視野，使台灣成為華人世界文學中心。李瑞騰認為對文學一向支持的聯合報系，適合擔此重任。
李赫則認為，目前的文化建設只重硬體建設，支持對象又只重可以看得出績效的表演團體，對於文學，卻是相當輕忽，更沒有一套培養文學人才的計畫。他說，政府應成立國家出版社大力出版文學作品，並且透過教育體制，讓作家去各地的小學講演，如此方能扎扎實實使文學在基層扎根。
回顧廿年來文學發展歷程，每一代的作家在起步時，都面臨了不同的外在環境挑戰，個人境遇有逆有順，而在追索文學繆思的過程中，若能有文友砥礪、支持，自可稍減無依；聯合報在曾經的年代中，力圖成為青年作家的文友，其結果則是為文學界留下了一船星輝，並在台灣文學發展過程中，留下一段珍貴的歷史屐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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