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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浩劫後的非蠊－－新版《封殺》序
　　民國六十六年五月的龍岡軍營，我把自己喝得爛醉如泥，然後把自己攤在濕涼的草坪中，一覺醒來，人已在家中，睜開眼全是老朋友和學生，才發現自己正式退伍了。我感到異常的酷熱，久久沒有雨水浸潤的土地已經開始乾裂了，當我聽到救火車呼嘯而過時，仍然會想到演習，想到進入自衛戰鬥位置，派出對空監視哨。
　　我一直感到不適應，想從過去習慣的深淵谷底中努力攀爬出來，也想要遺忘許多事許多人，總覺得自己的軀體如乾旱的裂土快要被曬焦了。
　　在尋找新的工作之前我唯一能做的事便是恢復寫小說。在這之前，我已經出版了兩本小說和一本散文，同時已經有些文友開始在雜誌上圍剿我的作品，認為暢銷得沒有道理。在這樣低潮中，由於當時聯合報副刊主編駱學良先生的催逼，我只有厚著臉皮再寫。短短的兩、三個月，我陸續寫了：<山在虛無縹緲間>、<老奶奶的婚禮>和<封殺>，其中<封殺>得到第二屆聯合報小說獎的首獎，或許我真的比較認真的、努力的在寫，使得那些文友暫時沒有再圍剿我了。
　　記得很清楚，八月一日颱風過境，次日我便扛著一箱書從榮總的後山爬上去，通過山洞往上爬，爬上他們稱為神農坡的地方，仰著臉彷彿是天上宮闕。我找到了一份教職，在剛成立兩年的國立陽明醫學院，也是我人生的重大轉捩站。
　　我又恢復了和學生一起做實驗、打球而自己也開始了一個新的研究計劃的日子。同時也和幾位年輕的寫作朋友（吳念真、朱天文、朱天心、蕭颯、李赫、蔣曉雲、丁亞民及後來才加入的三毛、李昂等）成為聯合報撰述委員，不用上班還有薪水可拿，很奢侈的工作。也就是在這一年，有幾家電影公司和我接觸，要改編<蛹之生>和<男孩與女孩的戰爭>，同時也要求我嘗試編劇，這是我接觸電影製片的開始。
　　就在我身心開始有著這樣劇烈轉變的時候，我開始燒燬很多東西，包括一綑一綑的信，其中有太多糾結的東西我已經解不開，就一根火柴結束了。我將千千萬萬的中國文字燒成橘紅色明滅的燈籠，熱熱的煙氣繞滿庭院。我乾脆卸去上衣，用赤裸的身軀去接近青紅的火焰，我用樹枝去翻動那些信，我一直看到自己的名字重重疊疊出現在灰燼中如同鬼魅般驅之不去。然後我看到了一隻花斑從灰燼中蹣跚的逃出來，像劫後餘生的生還者那樣抖動著。
　　我把灰燼倒入塑膠桶內，洗去一身的灰，給自己倒了一杯酒，正欲醉臥一宵，頓然發現塑膠桶被死灰復燃的火燒穿了兩個大洞，像一對狡猾卻又無助的眼睛嘲弄底瞪著我。
　　我一抬頭，又看見那隻半死的爬上了白色牆壁。
　　那一晚，我做了一場噩夢，庭院的竹籬笆被火燒成了一片火海，而我被困於火海中。
　　至今回想那一幕，那一個噩夢，仍然驚悸。因為我知道自己在焚燒過去，而我也清楚那些曾經有過的早已和自己的生命共存共亡，像那隻不死的，而自己也就是那隻劫後餘生的吧？
　　民國六十六年的後半年是很奇異的開始。
　　這半年對我而言，幸福、穩定而令人羨慕，白天和學生一起做實驗，晚上伏案寫稿，有個女孩為我準備三餐和宵夜，這個女孩後來成為我的妻子。
　　就在這段日子，我一口氣得了三個文學獎，記者在報導中形容我是「三冠王」，我走在實驗室的走廊望著黃昏的彤雲，志得意滿極了。
　　就在這半年，文壇爆發了所謂的鄉土文學論戰，戰況相當慘烈，聯合報副刊從八月份起，彭歌、余光中、王拓、董保中、張系國、孫伯東，一直打到十二月的魏子雲，在你來我往中，打擊面擴大，文壇壁壘分明，暗箭流鏢滿天飛，而在同樣版面發表小說的我們這批「撰述委員」卻置身戰場之外，只管讓子彈在我們的後腦勺開花，而我們卻過著太平日子。
　　現在想起來，天真浪漫而又迷糊，竟然還是一篇接一篇的小說發表，不過速度顯然又慢了下來，幾乎一年只能完成一篇，像<藍哥的鷹勾鼻>、<揚帆．蝦米一號>和<血染天堂路>，我感到自己在小說創作上的枯竭。
　　當我在寫<揚帆．蝦米一號>時，已經有些抓不到重心，我只是試著延續<再叫一聲爸－－>的三個人物，想重新組合一下，換一個方式來寫，可是我感到力不從心的混亂。
　　在<再叫一聲爸－－>裡，我第一次想談大學生的「性」，後來李昂也曾經要把這篇選入她編的一本有關「大學生的性」的小說中。我覺得自己處理得太唯美浪漫，在結尾又有些「控訴」。我想再試一次，沒想到在<揚帆．蝦米一號>中，我放進了更多的情緒，包括功利的社會價值、大學生出國留學的狂潮、沒有污染的寧靜海。可是事後發現，我仍然在描寫「性」時賣弄了許多華麗的詞彙，重讀時自己也感到迷惑。
　　記得<揚帆．蝦米一號>在聯合報副刊發表時是當時的一個重要專題－－「新文學的再出發」，為了紀念六十年前的五四運動而做的。其中強調「拿出作品來，見證我們的時代」，而我的這一篇就在民國六十八年五月六日打了頭陣。然後曾經暫時停止的文友圍剿又來了，他們這次指責的不再是「暢銷」，而是內容灰色，沒有資格見證我們的時代。
　　在我寫完<血染天堂路>這樣一篇很「陽剛」的作品之後便出國去了，和所有學理工的年輕人一樣投入了留學的狂潮中。出國前，我把這兩年所寫的八個短篇小說外加兩篇電影故事大綱集結出版，先後用了兩個不同的書名：《血染天堂路》（一、二版）及《封殺》（三至十一版）。
　　對於即將出版的新版《封殺》，我想擺脫和電影相關的部份，所以去掉兩個故事大綱，其他的小說，我沒有任何修改的保留下來。
　　我想到自己在陽明醫學院時所做的一個研究計劃－－「在培養基中哺乳類上皮細胞的癌化研究」。那段日子，我養了許多小白鼠，每當母鼠懷孕到十二天左右時便取出牠含有胚胎的子宮，經過一連串精密的處理分解出胚胎上皮細胞，然後讓這些上皮細胞在生物體外的培養皿內生長。經過了一年的實驗，我們無法培養出很純的細胞族群，我們觀察到另外一種形態的細胞生存了下來。
　　我經常是很努力的工作，不管做實驗或寫作，可是我也通常很不滿意自己。或許真的如一個朋友所說的，我是一個罪惡感很重的人。每當有文友撰文說我的「不是」時，通常我會希望像焚燒書信等舊物般毀了過去的自己，重新來過，但是已經犧牲的母鼠卻再也無法重生。
　　有一次去輔大演講，他們的題目是：「封殺小野」，我覺得很有意思。在這兩年的小說創作中，我一再想描寫人所面臨的各種困境，如同<封殺>裡的小棒球員阿財一樣，他永遠無法回答二選一的是非題。人生也一樣，永無止境的「困惑」，像科學實驗一樣。除了一再封殺自己，衝出重圍外，也沒有更永恆的方法了。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於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