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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的文學獎故事
「法規主角永遠給我們這教訓，一言以蔽之，這是人生﹕你當然是輸了﹔要緊的是你被毀滅的時候怎樣保持你的風度。」－－張愛玲譯〈歐涅斯•海明威〉（一九六七年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美國現代七大小說家》）。
1.
在發聲與尋求傾聽之間，在自我肯定與尋求肯定之間，創作是慾望。發表是慾望。得獎是慾望。成名是慾望。我們讀到那些書寫別人慾望的故事，也偶而看到那些慾望書寫者背後的故事。故事是「歷史」，卻仍然見證著「當下」﹔在你輸了的時候，「怎樣保持你的風度」。
一九七六年三月十八日，《聯合報》登出一則預告﹕將以十萬元徵選三篇小說。這預告所佔版面不大，在文藝界卻似平地一聲雷，寫小說者興奮走告，老中青摩拳搓掌。那個時代的小說獎，大多是軍方或黨部單位所辦，獎金不高，卻須反映特定主題﹔譬如你的小說主角如果打麻將，「結尾絕不能寫他打輸了！」
《聯合報》是當時民營第一大報，聯副從林海音主編時代即建立了刊登純文學作品的傳統，文藝界對聯合報小說獎當然另眼相看。三月二十八日，徵文辦法正式公佈，主旨很簡單﹕「希望鼓盪沉寂已久的小說創作」﹔首獎五萬元，二獎三萬元，三獎二萬元﹔七月三十一日停止收件，九月十六日社慶當日公佈結果並頒獎。（兩年後《中國時報》推出時報文學獎，第一屆徵小說與報導文學，第二屆增加散文與敘事詩﹔後來《聯合報》也增加散文等項，改稱聯合報文學獎。二十餘年以來，兩大報文學獎引領風騷的局面，就是從聯合報小說獎開始的。）
當時的聯副主編馬各，是這個開創性構想的推動者。馬各本名駱學良，一九二七年生，福建南平人，畢業於政大前身之一的「中央幹部學校」﹔曾任南平《南方日報》及上海浦東《大匯報》編輯，一九四八年就在上海出過詩集《荒村小唱》與散文集《野祭》。一九四九年六月來台，考進台南的《中華日報》，曾擔任「新文藝」周刊主編，一九五三年與尹雪曼、王書川合辦新創作出版社，出版小說集《媽媽的鞋子》與散文集《提燈的人》﹔一九五五年又由高雄大業書店出版散文集《遲春花》。一九五六年轉任《聯合報》編輯。一九五九年聯合報搬進康定路二十六號新廈，他與當時聯副主編林海音旁桌而坐，常能先讀到好文章，有時也在聯副發表小說散文。
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三日，聯副發表風遲（本名王鳳池）的新詩〈故事〉，「從前有一個愚昧的船長……」，警總認為有影射蔣中正之嫌，林海音當天即自行請辭﹔風遲則被逮捕，在土城生教所關了三年。「船長事件」事發次日，馬各受命代編聯副兩個月﹔一九六四年六月由平鑫濤接任。一九七五年底，平鑫濤因個人的《皇冠》事業太忙，無暇兼顧聯副，請辭之後，馬各受命重做馮婦，不久即向社方提出創辦聯合報小說獎的構想。徵文辦法登出後，新人參加者眾多，也不乏文壇名家，收到來稿一二一二件。馬各並邀請台大中文系教授黃得時、評論家彭歌、小說家七等生、台大外文系教授顏元叔與朱炎，發表對文學獎的看法與期待，於七月八日在聯副發表。黃得時說，「發掘」只是舉辦徵文的出發點，重要的是如何「培養」﹔如果頒發了獎金就算完成使命，即失去徵文的意義。彭歌說﹕「設置文藝獎的最大問題是，應該由什麼人，根據什麼標準來評選？如果所託非人，或者去取標準失當，則無論獎金多麼重，榮譽多麼高，都不能發生鼓勵的作用。」朱炎希望藉此培養「國家級的作家」﹔得獎作品必須具有「藝術性和使命感」。七等生則呼籲「不論男女老少，一起把他們的新作品拿來參加這一次的大競賽，……希望評審者不要一本過去的老成見，應重視所選擇的作品是否具優秀，而不應考慮那人是新作家還是老作家。」顏元叔認為，不必鼓勵成名作家參加，但也不必禁止﹔要「硬碰硬！」
評審過程中，馬各唯恐遺珠之憾，稿件由聯合報編輯部六位同仁初複審後，不但自己把所有稿件帶回家重看一次，還請我也幫忙重看一次。一千多份稿件，水準參差，有些陳年舊稿都已暈黃有霉味，或甚至被蠹魚咬得遍體鱗傷，翻閱時唯恐一不小心就體無完膚。徵文辦法規定字數五千至一萬五千字，「但如寄中篇而錄取者，除獎金外，另酌致稿酬。」因未限制一人一篇，有些人一口氣寄來三篇﹕一篇七千字，一篇一萬多字，一篇三萬多字。曾台生的〈我愛博士〉，就是從她的三篇作品中挑出來的。還有女性參賽者請名家男友背書，在稿末親筆書寫「懷著感動的熱淚看完」，「一篇誠懇感人的作品」之類的「讀後感」﹔最後鄭重落款，寫下自己的大名……。
九月十六社慶那天，評審名單與得獎名單在聯合報公佈﹔六位決審委員是朱西寧、林海音、林懷民、尉天驄、彭歌、顏元叔。也許評審寄望過高，也許競爭過於激烈，首獎從缺，二獎增為二名﹕丁亞民〈冬祭〉、蔣曉雲〈掉傘天〉，獎金各三萬元。三獎也增為二名﹕黃文鴻〈沉情〉、朱天文〈喬太守新記〉，獎金各二萬元。另外增加佳作十名，獎金各三千元﹕七等生〈大榕樹〉、馬叔禮〈四秒鐘〉、蔣家語〈關山今夜月〉、小赫〈功在杏林〉、千華〈生日蛋糕〉、鄭清文〈故里人歸〉、朱天心〈天涼好個秋〉、黃鳳櫻〈小喇叭手〉、蔡士迅〈凶煞〉、曾台生〈我愛博士〉﹔獎金總額十三萬元。二、三獎得獎人，丁亞民十八歲，蔣曉雲二十二歲，黃文鴻二十六歲，朱天文二十歲，都是年輕的新面孔。
2.
那次的頒獎典禮也很簡單，除了工作人員，只請評審委員及得獎人與家屬參加。九月十六是星期四，為了方便上班上課者，典禮訂在下午四點半於忠孝東路四段的聯合報社八樓舉行，但有四位得獎人「因在國外求學、在營服役或不能離開工作崗位而未能出席。」
典禮尚未開始，社長劉昌平匆匆走來找馬各。馬各蓄著短鬚，社內同仁都喊他「小鬍子」。只見一頭銀髮的劉社長神情有點緊張的拿著一張紙給馬各，小聲說道﹕「小鬍子，這×××是誰啊？你看看這張電報，好像是一個沒得獎的人發來的。」馬各看完電報，低聲對他說﹕「有得獎，但不是大獎。」社長聽完點點頭，轉身去與評審委員打招呼，坐下來等待頒獎。我悄悄從馬各手中抽過那張電報，看完又悄悄塞還給他。「莫名其妙！」馬各說著把電報一撕兩半，度到牆邊丟進垃圾桶！哎呀，我心裡暗叫一聲﹕這麼重要的文學獎史料，竟然就那樣屍骨無存了！
那封電報，是一個小說名家以他的本名發來的。內容指責第一屆聯合報小說獎評審，「像台灣銀行的搖獎機，隨便一搖就搖出得獎結果。」接著又說﹕「謝謝貴報邀請我參加頒獎茶會，恕我不便前去參加，以免吃了茶點當場嘔吐！」
台銀從一九五O年四月開始發行愛國獎券，每十天一次﹔每張五元，特獎二十萬。一九七六年已調高為每張二十元，特獎一百萬，最小的獎也有一百元。在那個清貧年代，搖獎機輕搖幾下，就能滿足許多人的發財夢﹔當然也相對的破碎了許多人的發財夢。文學獎評審過程一關又一關，時程將近兩個月，怎麼會像台銀的搖獎機呢？小說名家發出那封電報，也許是失望，也許是憤怒，總之見證了在名利的面前，人性有時是多麼的脆弱！
3.
不過解讀一篇作品，角度因人而異。那年我為《書評書目》社主編年度小說選，選了十四篇小說，卻只選了兩篇第一屆聯合報小說獎的作品﹕七等生的〈大榕樹〉與小赫的〈功在杏林〉。馬各後來回憶說，第一次辦文學獎，草擬辦法與實行規則時，確有不夠周延之處。例如決審委員請了六名，沒有預料到如果出現兩篇各得三票，可能難以決斷高下。又例如「會議一開始，評委一致同意名次的決定必須全票通過，因此，第一獎始終選不出來。…」第二屆改為評審五人，每篇超過三票即定案，評審過程也就順利多了。
三年後首屆時報文學獎，評審雖然五人，報導文學類卻也首獎從缺﹔由邱坤良與曾月娥合得甄選獎。因為兩篇作品各得兩票，沒有評委能成功遊說只投一票的委員，只好首獎從缺。後來有一屆也幾乎首獎從缺，卻被余光中教授的一句話扭轉了結果。
余教授是文藝界名嘴，說話不急不徐，條理清晰而幽默﹔右手寫詩左手寫散文，常為時報文學獎擔任新詩與散文決審。有一年評新詩，最後一輪圈選，出現兩篇兩票的局面，其中一位評審認為兩篇成績都不夠突出，建議同列甄選獎，首獎從缺。他一說完，只見余教授微微一笑，不慌不忙說道，他在香港中文大學教書時，偶而看電視轉播賽馬，常常看到兩隻馬明明同時抵達終點，但裁判宣布結果時，必然有一隻是冠軍，另一隻是亞軍。說到這裡，余教授停頓一下，大家不解的看著他，只見他摸著耳朵說道﹕「原來其間的差距只有半個耳朵的距離。」一句話畫龍點睛，重新投票時，首獎果然順利誕生。歷屆時報文學獎評審無數，「只有半個耳朵的距離」是我聽過的最巧妙也最難忘的評審語言。
4.
然而第一屆聯合報文學獎引起最多風波的是規定員工及眷屬不能參加，卻沒規定評審委員眷屬不能參加﹔後來朱家姊妹得獎，朱西寧飽受攻擊，馬各也備受困擾。一九八二年六月，馬各在《聯副三十年文學大系－－史料卷》發表〈譬如飲水－－兩編聯副雜憶〉，提到文學獎即提到朱西寧﹕
「說起小說獎，我對朱西寧先生覺得抱歉，這是我心裡想說卻一直沒說的話。因為小說獎，他遭到許多困擾，包括被懷疑與被謾罵。」
馬各請朱西寧擔任評審，朱先生考慮到兩個女兒要參加，起先不答應，經過馬各力勸，說他相信朱先生能以公正的眼光評審作品﹔而且「六位評選人也由不得哪一個決定」，朱先生才答應。所以，「陷朱西寧先生于『不義』，完全是我的錯。我始終以為正直是每個人做人的基本原則，不必要懷疑也不應該懷疑的。沒想到別人的想法跟我不一樣。我太天真了。…」
不過決審會議過程確實激烈，「每位評選委員都有他們心目中的佳作，比如朱西寧先生喜歡《功在杏林》，林海音先生喜歡《沉情》，顏元叔先生喜歡《關山今夜月》。…」既然評審各有堅持，「第一獎從缺，增加二三獎實在是當時可行的折衷方案。」

時隔近三十年，當年得獎的十四位作者，獲得二獎的，丁亞民祖籍江西，一九四八年生，淡江建築系畢業，後來忙於編寫電視劇並移民加拿大，較少再寫小說﹔去年導演《她從海上來－張愛玲傳奇》在公視播出頗受矚目。蔣曉雲祖籍湖南，一九五四年生，師大夜間部教育系畢業，一九七七年再以〈樂山行〉獲第二屆第二獎（第一獎小野〈封殺〉）﹔次年更以〈姻緣路〉獲第三屆增設的中篇小說首獎﹔曾任《民生報》兒童版主編，後來結婚出國，未再見到作品發表。一九九O年我去舊金山開會遇到她，她說在佛羅里達一律師事務所工作，沒空寫小說了。獲得三獎的，黃文鴻是嘉義人，一九五O年生，台大藥學系畢業，得獎時還在明尼蘇達大學讀研究所，後來作品不多﹔曾在張博雅任衛生署長任內擔任藥政處處長﹔卸任後在大學執教，現已退休。朱天文祖籍山東，一九五六年生，淡江英文系畢業，一直專事寫作，多次獲得兩大報文學獎大獎﹔一九九四年以第一部長篇《荒人手記》獲第一屆時報百萬小說獎備受肯定﹔雖也參與電影編劇，卻始終以小說寫作為首要志業，近年埋首寫第二部長篇《巫言》。已出版《淡江記》《世紀末的華麗》《荒人手記》《戀戀風塵》等散文、小說與劇本近二十部。
獲得佳作的十人，七等生是苗栗人，一九三九年生，台北師範畢業，得獎次年在遠行出版小全集，後來持續創作，又出版《譚郎的書信》等多部長短篇及散文集。二OO三年十月在遠景出版全集後宣布封筆﹔「因為我已寫完我這一生要寫的作品。」馬叔禮祖籍河南，一九四九年生，淡江中文系畢業，後來轉向中國傳統文化的探討與教學，較少寫小說。蔣家語祖籍廣西，一九五四年生，政大西語系畢業，曾任《民生報》記者與編輯，後來轉向兒童文學書寫，近年身體欠安，已少寫作。小赫是台南人，一九五五年生，台大醫學系畢業，第三屆再以〈祁教授〉獲得第三獎，後來返回台南行醫，少有作品發表。千華本名席慕蓉，祖籍蒙古，一九四三年生，獲獎時任教於新竹師院美勞系，現已退休，是著名的詩人與畫家，出版多部暢銷一時的詩集與散文集﹔「但只用過那一次筆名，也只發表過那一篇小說」。鄭清文是台北新莊人，一九三二年生，台大商學系畢業，已從彰化銀行退休，出版《大火》《報馬仔》《三腳馬》《燕心果》等長短篇與兒童文學二十餘部，至今創作不輟﹔《三腳馬》英譯本一九九九年獲美國「桐山環太平洋文學獎」。朱天心一九五八年生，台大歷史系畢業，與天文一樣專事寫作，後來也在聯合報文學獎與時報文學獎多次獲獎﹔已出版《方舟上的日子》《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古都》等十餘部小說與散文集。黃鳳櫻畢業於台北女師專，獲獎時二十五歲，次年獲保送師大英語系，再以﹤憶慧沒有ㄐ一ㄐ一﹥獲第二屆佳作，後來作品不多。蔡士迅好像也沒再發表作品。曾台生筆名曾心儀，祖籍江西，一九四六年生，文化大學夜間部大傳系畢業。﹤我愛博士﹥發表後，傳出男主角有所影射，在文藝界與學術界引發一陣博士「公害」與「害公」的議論，一度廣受矚目。不過成名後熱中政治活動，發表作品不多。

馬各熱愛文學也熱愛體育與釣魚，後來轉任《民生報》副總編輯，已經退休。最近與他重敘舊事，他不無感慨的說﹕「看看當年這些得獎人，有些人對寫作只是階段性的熱情，後來都不寫了。從得獎到現在，一直認真在寫的，而且公認寫得越來越好的，朱天文和朱天心是不是其中的兩個？當年那些攻擊謾罵又有什麼意義？時間不就證明了這一切？」
5.
今年聯合報文學獎，九月十六日又要公佈結果﹔時報文學獎決審與今年新增的自由時報林榮三文學獎複審，也都在火熱進行中。而且那麼巧，這個月是張愛玲辭世十周年紀念。生於九月，死於九月，張愛玲是標準的「九月之女」。在這樣特別的月份，多少懷抱著像張愛玲﹤天才夢﹥的文學靈魂，正在延伸慾望，引頸而盼。現在的文學獎，大多辦法完備，評審嚴謹，不可能再出現《西風》雜誌的「天才夢公案」了。
然而「天才夢公案」，出乎張迷的意料，陰魂不散，竟然糾結張愛玲五十多年﹔直到去世前一年仍然耿耿於懷。一九九四年九月，張愛玲獲得第十七屆時報文學獎特別成就獎，十二月三日在人間副刊發表得獎感言〈憶西風〉，竟說得獎感言難以下筆﹔「當然我知道為什麼，是為了從前西風的事。」
《西風》是一本綜合月刊，大三十二開﹔那麼巧，創刊也在九月。一九三六年九月，當時已以《吾國吾民》《京華煙雲》等英文小說揚名美國的、張愛玲所崇拜的林語堂，在創刊號中說﹕「我每讀西洋雜誌文章，而感其取材之豐富，文體之活潑，與範圍之廣大，皆足為吾國雜誌模範。又回讀我國雜誌，而嘆其取材之單調，文體之刻板，及範圍之拘束，因每憤而有起辦《西風》之志。」《西風》內容廣泛，涵蓋傳記、史話、遊記、探險、文學、電影、戲劇、書評、西書精華、西洋幽默等三十餘項。主要撰稿人，除了林語堂，還包括負責編務的黃嘉德、黃嘉音，以及老舍、許以牧、胡悲等十餘人。張愛玲早就希望有一天像林語堂那樣以英文小說揚名國際，在上海就常讀《西風》，一九三九年春天到香港大學入學後繼續閱讀，才會看到《西風》慶祝三周年的「我的……」紀念徵文，寫了﹤我的天才夢﹥去應徵。
她在〈憶西風〉裡說﹕「收到雜誌社通知說我得了首獎，就像買彩票中了頭獎一樣。」不過，「不久我又收到全部得獎名單。首獎題作《我的妻》，作者姓名我不記得了。我排在末尾，彷彿名義是『特別獎』…。西風從來沒有片紙隻字向我解釋。我不過是個大學一年生。後來結集出版就用我的題目《天才夢》」。
《西風》顯然是一份親國民黨的雜誌﹕一九三六年在上海創刊，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珍珠港事變﹚休刊。一九四四年七月於重慶復刊。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抗戰勝利﹚遷回上海。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停刊。張愛玲參加徵文時，初到港大入學，等她一九四二年夏天回到上海，《西風》已經休刊，無從追問首獎憑空蒸發的詳情。抗戰勝利，《西風》從重慶遷回上海，張愛玲已紅遍上海灘，卻為了胡蘭成背負著「漢奸文人」的罵名，更不可能去向《西風》追問底細了。
公案附身，終身難解。五十餘年間，有關張愛玲的書寫，常會提到她參加《西風》徵文「名列十三」之謎，卻是到了去世前一年，她才讓答案大白於天下，並在最後一段親為此事定調﹕「五十多年後，有關人物大概只有我還在，由得我一個人自說自話，片面之詞即使可信，也嫌小器，這些年了還記恨？不過十幾歲的人感情最劇烈，得獎這件事成了一隻神經死了的蛀牙，所以現在得獎也一點感覺都沒有。隔了半世紀還剝奪我應有的喜悅，難免怨恨。現在此地的文學獎這樣公開評審，我說了出來也讓與賽者有個比較。」
至於那位得「首獎」的﹤我的妻﹥作者，張愛玲連他的名字都不記得了。我們當然更不可能記得。首獎，二獎三獎或十三獎，經過一場漫長的賽馬比賽，最後我們記得的，是那隻馬的名字，而不是馬的獎盃。不過，「半個耳朵的距離」，永遠誘惑著年輕參賽者的慾望。創作是慾望。發表是慾望。得獎是慾望。成名是慾望。文學獎的故事說不盡，重要的是，當你輸了的時候，「怎樣保持你的風度。」
6676字2005.8.15定稿/.9.1《印刻文學生活誌》25期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