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壁親家》自序：在小說藝術上繳白卷的原因
文 / 廖蕾夫
民國六十九年，我第二度獲得聯合報小說獎，主辦單位聯合副刊慎重其事，精心策畫頒獎事宜，記得除了聘請攝影師專程來家裡拍照外，還設計了「我的小說觀」專題，要每一個得獎人寫一則對小說藝術認知的精言警句，展示在頒獎會場。
接到這個通知後，我翻來覆去地思考小說對自己的意義。苦思的結果，得到的是一片澄澈空白。截稿前，勉強擠出一句：小說是想像的花朵。寄出去後，愈想愈覺得這句話沒頭沒腦，心裡也就愈難過。頒獎那天，到了會場，忐忑不安地想看個究竟，幸好是聯副主編，也是詩人的瘂弦，加了一句：同情是想像的基礎。合起來就是：同情是想像的基礎，小說是想像的花朵。配上尤聰貴的插畫，乍看之下，還滿像一回事，也就寬心了。
不過，當我看到其他得獎人的佳句，如「小說正如人生，總是無可奈何」之類時，又是羨慕，又是羞赧，自嘆文思實在太涸乏蹇澀了。我從幼小就有很多夢想，但卻苦無行雲流水般的彩筆記錄下來。這些夢想，大都隨著年齡的增長而煙消雲散，想起來不免有一絲的悵惘。年長以後，或許是曾經修習歷史和新聞的緣故，無端地養成一種近乎狂熱的關懷和使命感，對大環境戰禍雜亂和小環境變遷無常中併發的不公道，格外留意，日積月累，蘊蓄在內心的不平，不免衍化成喋喋不休的議論，在課堂上，在同儕間，雖未及於奔走呼號，但卻也聲嘶力竭。議論的傾洩，有如對靈魂的清洗，不知不覺中，亦把悲憫與豪情蝕耗殆盡，殘存的僅是一絲絲對童騃、對鄉土的眷戀，心有不忍，就提起艱澀的筆把它記錄下來。這就是《隔壁親家》這個集子裡幾篇小說的由來。
在嘗試寫小說的摸索過程，我體會到想像必然受到經驗羈絆的宿命，想像的紙鳶定有一絲繫於經驗的磐石，否則將茫茫渺渺，不知所始所終。由此觀之，故鄉是我小說的宿命。我生長在蘭陽平原的近山地帶，在稚幼的眼中，那是一望無垠的土地，赤足的童年，像一株栽植在泥壤中，但卻又會移動的植物，不識不知，無求無欲。
回憶中，最令我縈懷的故鄉景致，竟是仰躺在山花怒放的丘崗眺望氤氳中龜嶼的遐思，是斜倚在秋穫稻稈堆凝視暮色中候鳥的渺遠，是奔躍在夏日午後田野上為西北雨追逐的急促……這永遠汲之不盡的吉光片羽，在我混跡滾滾紅塵，日夜為稻粱謀的日子裡，竟成為遁逃凡俗的另一個空間。若說寫小說要有什麼靈感，要有什麼創作動力，那麼毫無疑問的，在蘭陽平原上的時光，就是這個集子的主要牽引力量。在這個集子裡，有幾篇小說是用閩南語來敘述故事，所以我也曾一度被列入鄉土作家的行列。我一直認為，鄉土文學如浪潮般的湧現，是有其軌跡可尋的。台灣光復後接受普及化教育而成長的一代，到了創作的年齡，用他們因農作而粗糙的手，握筆描繪他們最熟悉的世界，自然對貧血虛矯的文壇引發強烈的震撼。就如同一個膚色黝黑、衫褲簡樸卻充滿生命力的村野少年驀然出現，面目蒼白、衣冠楚楚而喜作無病呻吟的文藝青年只有自慚形穢了。事實上，我認為一篇小說是否生動鮮活，引人共鳴，完全取決於小說語言的選擇，用小說人物的語言來寫小說，是我奉行不貳的準則，至於被歸類為哪一種作家，則屬無關緊要了。
在我小說創作的歷程中，有兩位先生或多或少地給我啟發和鼓勵，也許他們一無所悉，但是我卻不敢稍忘。在少得可憐的作品中，多少有一些他們的影子存在，他們就是黃春明和馬各。黃春明是我在廣興國民小學就讀時的老師。當我站在操場邊的木麻黃樹下時，眼中的他是驍勇的運動健將；當我豕突在躲避球的大混戰中，眼中的他是頑皮的大玩伴；當我蹲在焚化爐灰燼旁烤番薯時，眼中的他是慈祥的兄長。童騃的心靈中，怎麼也不曾想到他日後會是一個寫小說的，而且還是頗有名氣的小說家。 記得民國五十七年夏天，我從羅東來到台北參加大專聯考，在寄宿的地方，意外看到黑色封面的《草原》雜誌，刊載了黃春明的小說〈癬〉，讀了以後大吃一驚，沒想到父兄閨房情事，在他的筆下竟是一篇絕妙的小說。隨著黃春明文名的鵲起，我不僅更加留意他的作品，漸漸地也在友朋之間以曾為黃春明的學生為榮。黃春明小說裡的人物，幾乎都是我童年時代身邊的鄉親，像打鑼的憨欽仔，全家生癬的江阿發，老木匠的徒弟阿倉，妓女梅子，廣告的坤樹，還有老農甘庚伯、青番公……都和我一同在蘭陽平原生活過。我彷彿曾有這樣的幻覺：當打鑼的憨欽仔在小鎮南門的茄冬樹下，自告奮勇地用掃把頭敲打棺材店的棺材時，我正在對街鎮立圖書館中，放下手中章回小說，把痠疲的眼睛朝窗外一瞥。毫無疑問地，黃春明的小說拓展了我對小說認知的空間，讓我了解即使是世間最平凡、最卑微的，如打鑼的憨欽仔，也能成為一篇精采小說中鮮活的主人翁。等到後來，我拜讀了文學名著，如瑪拉末（Bernard Malamud）的夥計（The Assistant）時，也就絲毫不以為奇了。
除了黃春明外，另一個就是馬各。馬各就是駱學良。對我來說，駱學良曾是一家大報社裡的副刊主編，遙遠而陌生。但是，在我和他初次見面後，卻不自禁地油然興起有朝一日定要將小說結集出版的念頭，同時暗自許諾要將這本小說集獻給他││一個僅見過一次面的人。如今小說集出版了，遺憾的是整整遲了十年。民國六十三年，我預官退伍後，到木柵念研究所。忙碌的學校生活並未馬上沖散軍旅的回憶，對一年十個月的少尉見習官生涯，始終難以忘懷。閒暇時，一群被充員兵謔稱為「老芋仔」的資深士官的影像謦欬，老是在心頭翻騰。從通鋪共眠到赤身共浴，朝夕相處，一個見習官的心靈是無法體會到他們所背負的人間蒼涼，但是，從他們因思鄉而扭曲的臉龐，我卻澄澈地看到大時代的流離苦難。悲憫和不平的醞釀，在一個狂醉的夜晚，我舖了稿紙，提起筆，把他們的點點滴滴寫了出來，就這是〈見習官〉這篇小說的緣起，也是我嘗試寫小說的開始。在寫寫停停的情況下，〈見習官〉總算脫稿，那時是民國六十五年，聯合報正為紀念創刊二十五周年，舉辦第一屆小說獎徵文活動，我就把它投寄。六十五年時，我為學業和生計日夜奔波，所以，很快就把這件事忘了。有一天，突然接到聯副一通電話，說主編馬各先生要和我談談，約在光復北路一家西餐館見面。我如約前往，見面時，發現來者不只是馬各，而是聯副的同仁都到齊了。記得那是一頓非常正式的西餐，在強冷的空調中，我手足無措地動著刀叉。初次見面的馬各，給我的印象是：有個蒼白而瘦削的臉龐，留著短髭，很有文人雅士的氣質。他一再稱讚我小說寫得很好，很有這方面的才華，要我繼續寫，不要氣餒。後來，我才知道〈見習官〉這篇小說，因為某些原因，不僅落選了，而且將要被退稿，馬各擔心我會因此而斷絕了寫小說的念頭，所以特別安排了這場聚會，讓我認識聯副的同仁，藉以鼓勵我。馬各的擔心，也正是我的弱點。如果不是馬各的盛情和鼓勵，我可能會像鬥敗失聲的畫眉，再也不會提筆寫小說了。一個素昧平生的副刊主編，慨然地對我第一篇作品的肯定，使在芸芸眾生中擺盪於理想和現實的我，得到莫大的感動，以後，斷斷續續地再寫了幾篇小說，正是今天收在這個集子裡的，都是承受馬各先生的澤被而寫成。因此，我要虔敬地說：謹將此書獻給馬各先生。
十年前，我曾經在〈隔壁親家〉的得獎感言中寫道：說來慚愧，書念了近二十年，卻不知廢寢忘食是怎麼樣的滋味，直到開始寫小說，才漸漸地領略到這種晨昏顛倒的樂趣，每回執筆寫小說，總是整個心思「移情」到故事裡，精神不知不覺地變得恍恍惚惚起來，行為處事不免出差錯，而這對於教書又兼有行政工作的正式生活，是不容許的，所以每年只有在暑、寒假才敢讓自己「恍惚」起來。那個時候，我用這個說詞來解釋自己小說作品稀少的原因，自以為理由充分，還不免沾沾自喜。
十年之後，我終於真正找出自己在小說藝術上繳白卷的原因，而這個領悟，意外的竟是來自辦公室旁的街樹。我辦公室附近的街道，有一行行榕樹，濃密的枝葉，如傘般覆蓋，綠意盎然。我每回經過，都忍不住多望幾眼。去年夏天，颱風肆虐台北盆地，那一行行的榕樹被颳得東倒西歪，這時，我才發現它們的根柢是何等的短淺！在軟紅十丈的台北，我想自己已漸漸地像那一行行的榕樹而不自知，外表光鮮抖擻，而根柢卻是越來越短淺。我想，這才是我寫不出小說的真正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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